编者按:近日,《解放军报》连续在副刊头题位置刊发了温青大别山系列散文四篇——《难忘烽火大别山》、《当迷彩融入大地》、《大别山清明祭》、《这山，这水，这土地》。这不是四篇散文，是一整座大别山的灵魂自白。没有空喊口号，只有山河作证：那些融进花岗岩的名字，从未离开；那些把青春献给战场、把余生献给家乡的人，就是大别山本身。读这一组，读懂中国山河最滚烫的根。
作为一位以长诗创作见长的军旅诗人，温青的散文创作并非其诗歌事业的“降维”延伸，而是一次更具公共性、更富大地质感的文体开拓。这个系列散文的创作，还有更多的期待，更广阔的天地。现分期摘编,供悦读。
几场雨水过后，大别山的映山红开得格外鲜艳，一坡一坡的，像是谁把红绸子铺在了山上。沿公路往上走，路两边是层层叠叠的梯田，秧苗刚插下去不久，嫩绿嫩绿的，在风里摇曳。老支书说，再往上走七八里，就是柳林湾。
柳林湾在半山腰上，有20多户人家。村子中间有一棵老槐树，树下坐着几个老人。见我们来了，他们站起来张望。老支书面朝一个穿旧军装的老人向我介绍：“那就是老陈，陈福根，抗美援朝回来的，今年90多岁了。”
老陈的旧军装洗得发白，衣扣扣得规规矩矩。他在朝鲜的一道山沟里埋伏时冻伤了左腿，后来截了肢，现在安着假肢。装有假肢的腿走在青石板上，敲出清脆的声响，“咔嗒，咔嗒”，像老式的钟摆。他看到我们过来，眼睛一睁，随即咧开嘴笑了。“又来看我了。”他拉着我的手握了又握，手心布满了硬茧。
老陈的屋不大，堂屋墙上挂着一个镜框，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上，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军装，英气逼人。黑白照片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，拍的是天安门，底下压着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。优待证旁有一张泛黄的纸，被折得方方正正，我凑近一看，是预备役登记表。纸张的折痕处被透明胶带从背面细细地粘过，像是被反复打开、折叠了许多年。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了，“随时准备参军参战”几个字还依稀可辨。
“这个证坐公交车不要钱，去景区也不要钱。可我哪儿也不想去了，就爱在这山里待着。”老陈的儿子外出打工，一两年也只回来个一两次。老伴前年走的，现在就他一个人。他的生活很简单，早起，烧水，泡一杯粗茶，然后在屋前屋后转一转。假肢的“咔嗒”声在山谷里回荡，像是这座山的心跳。他种了些辣椒、茄子、豇豆，吃不完就送给邻居。邻居们也照顾他，隔三岔五给他送点豆腐、鸡蛋什么的。
“山里人都这样。”老支书在旁边说，“乡里乡亲的，大家都愿意帮着点。”
从老陈家里出来，老支书领我们去了另一户人家。还没到门口，我远远就看见门楣上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匾。那是烈士周志远的老宅。
周志远的母亲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。她80多岁了，精神还好。看见我们，她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把我们往屋里让。
堂屋正中央供着一张遗像，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，穿着军装，眉眼间全是笑意。遗像前头摆着几样果子，香炉里的灰积了厚厚一层。墙角的老柜子上，压着一张褪了色的纸，我瞥了一眼，是某年乡里的捐款证书。
门外那棵老榆树下，有一个石墩。老支书告诉我，那是志远小时候经常坐的地方。后来，他母亲常坐在那里，一坐就是半天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看着山。
“志远走了23年了。”老人说这话时，语气很平静。她伸手擦擦镜框上的灰。“那年他22岁，在边境作战中排雷，炸没了。”她顿了顿，像是在想什么，“后来部队送了抚恤金来。那钱，我一个老婆子也用不上。”她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摆了摆手。我蓦然明白了墙角那张捐款证书的来历。
老支书说，乡里要给她盖新房，她也是这么一摆手：“住惯了，不挪了。”
“他爸走得早，就我们娘俩。”老人慢慢说着，“志远从小就想当兵，18岁那年体检过了，高兴得一夜没睡。他走的那天，穿着军装，在门口这棵树下照了张相，说，妈，你等我回来。”她指了指门外那棵老榆树。树还在，已经长得老粗了，树荫遮住半个院子。
“后来等来的，是那张相片……和一张三等功奖状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又说，“政府年年都来看我。我挺好的。他在的时候我没让他操心，走了也不能让他操心。”
我们走的时候，老人扶着门框，一直看着我们走远。
从周志远家出来，我们遇见了老吴。他正从茶园里回来，提着一篮子新采的茶叶，裤腿上沾着泥。老吴50多岁，在部队待过5年，后来转业到县化肥厂。厂子倒了，他就回山里种茶叶。
老吴招呼我们到他的院子里坐，给我们每人泡了一杯茶。茶汤碧绿，喝一口，先苦后甜，有股兰花香。
“这茶是我自己种的，就在屋后那片坡上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一片茶园顺山势铺开，一行一行的，整整齐齐。
“他在部队是炮兵，瞄准手。”老支书笑着说，“你看他种茶，行距株距都跟瞄炮似的，一点不差。”
老吴被说得不好意思了，搓搓手：“习惯了，改不了。”
他说，刚退伍那几年不习惯，晚上睡觉总觉得还在营房里。后来慢慢适应了，但有些习惯改不了。他老婆说他还像个兵，他说当过兵的人，一辈子都是兵。
临近傍晚，老陈非要留我们吃饭。他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拄着拐杖往厨房走，假肢的“咔嗒”声在灶台前变得急促了些。我们赶紧拦住他，说不用麻烦。他不干，说你们大老远过来，连一顿饭都不吃，那可不行。
最后，老吴回家杀了只鸡，又摘了些菜，在老陈家的灶台上忙活起来。灶膛的火映着他的脸，红彤彤的。他一边炒菜一边说，他当过炊事员，炒菜的手艺就是那时候学的。
吃饭的时候，老陈喝了两杯酒，话多了起来。他说起当年在朝鲜的事，说那时候冷啊，零下三四十摄氏度，枪栓都拉不开。连长是个四川人，脾气大，嗓门也大，每次冲锋都冲在最前面。后来在一次战斗中，连长牺牲了，就安葬在朝鲜。
“我每年都给他烧纸，在路口朝着东北方向烧……也不知道他收没收到。”他眼眶红了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吃完饭，老陈从柜子里翻出一样东西，用红布包着，一层层打开，是一枚三等功奖章。他把奖章捧在手里，看了很久，然后递给我。“这上面的字，我已经看不清了。”
我凑近了看，上面刻着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”。我念给他听，他点头：“对，就是这几个字。”
天色将暗，我们又去看望了村里另一户人家。这家男主人叫李长河，在部队待了8年，后来在一次抗洪中伤了腰，提前退伍。回来后，他在村里当支书，带着村民们修路、通水、种板栗。去年换届，他退下来了，在家养病。
我们过去时，老李正躺在床上，腰疼着，翻个身都不容易。
“没事，老毛病了。”他脸色微黄，眼睛却很亮。
他老伴在旁边抹眼泪，说他这腰是累的。当支书那些年里，一天到晚山上山下地跑，没白没黑地操劳，这病就一直没好利索。
“哭啥哭？”老李瞪了老伴一眼，“我这条命都是捡回来的，哪怕多活一天也是赚了。”他告诉我们，当年他随部队抗洪，差一点被洪水冲走，是一个战友拉住了他。那个战友后来牺牲了，才22岁。
“跟他比，我算啥呀？”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照片，是一个穿着军装，笑容灿烂的小伙子。“就是他，王建军，湖北人。每年清明，我都给他烧纸，给他家里打电话。他爸妈身体还好，去年我和战友们还去看过。”
他使劲撑起身子，看着窗外的大山。“不管走到哪儿，我都忘不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。忘不了这山，这水，这土地。”
从李长河家出来，夕阳已经落到山尖，把整个山坳都染成淡金色。远处的梯田和茶垄一层层铺开来，像是通往天空的阶梯。有人在田里赶着牛犁田，有人在低头采摘茶叶，吆喝声顺着山风飘来，悠长悠长的。
老支书指着山脚下的一片房子说，那是镇上新建的光荣院，专门照顾孤寡老兵的，现在里面住了20多个人。
“政府没有忘记他们。”老支书说。
月亮升起来了，挂在大别山上空，亮堂堂的。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，星星点点地呼应着夜空中的星辰。山风饱含草木清香，一阵阵地刮过来，吹得路边的庄稼起伏不停。老吴的一行行茶树，在月光映衬下，像是一排排静默列阵的士兵。远处山坡上，映山红在月色下绽放着，一坡一坡的，像是谁把淬过火的铁铺满了山冈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经过镇邮政所。公告栏上贴着一张纸，是今年征兵的通知，上面写着：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。
老支书在旁边说，今年他们村有好几个年轻人报名，有两个体检通过，已经去部队了。
“好，这是后继有人！”我说。
走出几步，我又回过头，望向沉默的山冈。那些烈士，那些老兵，那些守着茶园和土地的人，他们是这片土地最忠实的劳动者——用青春耕耘战场，用余生耕耘家乡。他们把枪放下了，把锄头扛起来了；他们把钢枪收拢了，把谷穗铺开了。一代人老了，又一代人接上。劳动的手，从来没有停过。
（刊于《解放军报》2026年5月19日副刊头题）
